乾隆五十四年新安县《乡规议》提及：尝思教不先则率不谨，不教而罚则谓之虐，教之不改而后可罚也，国固有之，乡亦宜然。试言之，农谷者民之本也，材木者农之用也。本不可伤，则苗稼宜珍焉；用不可缺，则树植宜爱焉。不草而牧苗，不种而侵稼，不植而伐木，甚非所以崇本利用也。
不过，要知道，这种乡规教化，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官府的授意。在树木生长过程中，因乡民于窃木细事，很少呈讼，因而盗窃林木之风，官府往往无知，亦莫能禁遏。不过，乡民即便想自行管理，也不能完全将方置于一边。首先民间意欲明确产权，得向官府求取执照，以防范被抢被夺。嘉庆八年六月，于大理府赵州，众多绅士和耆民联名为保护山场而呈告：因素有山场补栽树木之事，概行种植，以期发荣滋长。培合州之风脉，储庙之栋梁。以公济公，一举两利。仰恳宪恩，俯念风脉攸关，赏示严禁，以防目前之践踏，更祈赏给执照，民间也逐渐认识到树木和水源的关系。
这也是民间植树最重要的初衷之一，一则乡间民约即言及，实乃一大难题，特加以规定：若种植而不保护，任羊践踏，与不种何异？今我村合同商议，勒定条规，即钱粮重大，亦出版山场。设有动用自己种植树木，亦必先明众人，倘有私自砍伐，与盗砍同例。清代，南方地区的植树成效如何，难以精确统计。不过，仅以温州府永嘉县为例，所植之木，已经不下百万。松脂，花为松*，树皮绿衣为艾，蒳烧汁为松脂，松节、松心皆入药。且松木本身材质坚硬，可做栋梁。本轻而利厚，费少而功多。然在清后期，却发生了变化，经济类林木备受重视，凡林制所宜，究其归极，厥有二者：曰保安国土也；曰增殖林产也。
是为握要耳。近代以来，修造铁路，架设电线，构造船舶，在在需木，而当时又学习日本、西方国家种树之利。是故，此时，尽管清中期广为倡植的桑、柿类等传统衣食所赖之树木，依然有所续种，但新兴经济类林木的种植已渐占主导。种植方法清代，民间颇谙因地制宜，据地理位置。在清代初期，农业之念兹在兹者是衣食二事，故仍将桑麻纺织放于首位。而在清代晚期，受西方及日本植树思想的影响，吸取其种树知识，改进技术，将各省土性编造成册。因地加以种植，所谓：一曰辨土性，《禹贡·物土》各言所有，迄于近世，讲求化学利用，厚生于焉是赖。
譬如江浙之地，宜于桑茶，闽地宜于樟脑，粵地宜于果品、香木，蜀地宜于竹木、药材。利源所在，不胜枚举，亟宜令各督抚，通饬各州县，编造土性表，将某地宜于某种，宜于某用，某地已经种植，某地尚待试验，各列一表，並附说略，汇报臣部备核。一面实力劝导，广兴艺植，毋使地有遗力。他若种树之利，各国重以专门之学，应令各省督抚出示，晓谕民间。就土性所宜，设法栽种，十年之后，气象蕃昌，可以预决。在种植方式上，采用集体封山种植的方式，使得管理更为便捷。嘉庆十年，云南某地，合村老幼齐集，请示封山，同种松树。其坟地各家管业，其松树以作归公，不得那家私自肥己。
在操作方式上，民间出现的大规模、无区别式撒种与播种相结合的方式。一以供薪，二则以培水源，诚一举两美而备美矣。但铫铭有山者少，无山者多，因所种不偿所伐，遂兴合村共议，有山无山尽量洒。盖于乾隆二十六年分起，复连捐至二十九年分止，约共捐获谷一十五石零，共捐购洒松子七石零，今已成效。松秧现在茂盛，众等更加欢慰，轮流守护。如有不法之徒，放火践踏，一经拿获，不惧彼，兴公论，处罚无辞。倘有山者倚山占树，无山者借大树骗山，必须先行虑后。故将各户山形四至，刻碑至左。但日后如野火烧山，凡碑内有名之家，无论松子多寡，每家一人计开，倘有一家不到，甘认罚银三钱无辞。
同时，出现了官资民植的形式。如四川总督发现东川各山树木稀少，访问民间，得知有伐无种，随即出资购松，催令绅民，分种于四山。官府出资，绅民分钟，这种官资民种之树，在名义上是官家树木，一旦出现偷盗，即按强盗治办，能更好地保护所植之树。此外，对这种官资民种之树，官方还推动设立树长，以利监管，如云南楚雄一地，蒙上宪重蓄松株，令我村签立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