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衣列第一。人类自脱离一般动物进入文明社会，就把穿衣看得比吃饭重要。宋儒程颐夸张地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康熙王朝》等清宫戏裏，皇上半躺在坐炕上也身穿龙袍、戴皇冠，像小痞子。后妃们则身穿凤袍，手扬花花绿绿的手帕，踩着“花盆底”鞋扭来扭去，故宫前辈专家朱家溍先生批评道：活像前门外“八大胡同”（烟花柳巷）的姐儿。后妃们首饰夏天戴玉、冬天戴金，孝服期间才戴白色的银饰，不是全年一贯制。就笔者所见，影视公司到故宫等地拍片时，大多数服装都是採用质地很差的面料，兵丁、*士的服装甚至是粗白布染色凑合，只有帝后和大臣等几位主要演员是特製的服装，但与历史真实面貌无法比。另外，皇帝的舆服载在会典，由江南三织造督办，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倒是朝臣们特别是文官官服，到底是哪裏来的，文献史料语焉不详。本文仅就部分混淆不清的问题，试作探究。
历史真实是，帝后、官员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皇帝在登基即就职典礼、终身大事和每年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祭天地、太庙等重大典礼时，着“朝服”、戴“朝冠”；皇上召见群臣，皇帝穿“吉服”即“龙袍”，戴“吉服冠”。二者显著区别是，朝服分上下两部分，上衣、下裳，合起来是“衣裳”；吉服是上下一贯的长袍，好比我们如今穿的大衣。朝冠立面分三层，冠顶部再加金累丝镂空云龙嵌大东珠宝顶；吉服冠只有一层，冠顶满花金座，上衔大珍珠一颗。而臣子们参加典礼，与皇上步调一致，穿属於自己品级的“朝服”；平常办公和皇上召见时，也是穿“公服”，就是办公的服装，不必像举行大典时那麼郑重其事。时人震钧《天咫偶闻》卷一说：“召对、引见，皆服天青褂、蓝色袍，杂色袍概不得服，羊皮亦不得服，恶其近丧服也。……夏不得服亮纱（透明的纱衣），恶其见肤（暴露）也，以实地纱代之。”以上服装都不是下班后在家穿的。皇上退朝回到后宫老婆孩子身边，没必要穿朝服、龙袍，就好比我们下班回家后不必西装笔挺。
朝服、龙袍，存量有限
因为实际穿着较少，故宫博物院所藏朝服、龙袍并不多，每一代皇帝其实没有几件，只有像乾隆帝这样在位时间很长的，留下的龙袍才较多些。反向推理，从清宫所存朝服、龙袍文物有限，可知当时服用不多。像如今穿过的衣服一样，有不少龙袍领口、袖口处因汗渍而变*，也说明当时的确是穿过。帝后朝服、龙袍，后妃朝服、凤袍材质高级，工艺考究，造价昂贵。例如清宫档案所见，单是织一件缂丝龙袍的面料就需要：缂丝匠一千零三十六工，每工银二钱五分，计二百五十九两；画匠二十五工，每工银二钱四分五厘，计六两三钱四分五厘。缂丝冬朝袍一件，连同披肩、腰襴、印缓、袖头、综袖等，工料银计三百三十两三钱九分八厘。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记载，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端罩，衬缎稍阔，想在四周再添点皮裘，不料内府报告需银千两，於是作罢，还向*机大臣们提起此事。大臣们赶忙跟风，“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十有余年。”一千两白银，约合如今人民币二十万元，内务府尚衣监敛财到疯狂。
帝、后们平时实际上主要是穿蓝色、红色等单色的“常服”，与旧时代文人士大夫平常穿的好衣服差不多。康熙、乾隆不少读书、赏古的画像，都是着常服。乾隆皇帝喜欢汉装，不少画像着汉服，以致辛亥革命后有人说他是汉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老前辈单士元、牛德明先生回忆，抗战前夕“故宫文物南迁”时，为减轻装运负担，只揪下帝后朝冠上的宝顶、东珠，不要帽子本身。所以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金镶东珠皇帝朝冠顶”、“清乾隆金镶东珠猫睛石后妃朝冠顶”等皇冠零部件。
朝服、吉服都是华赡富丽，冬至祭天，皇帝作为“天子”，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天帝”述职时，就不能在老天爷跟前摆阔，要在朝服上罩上单一石青色缎子的“衮服”，正好把朝服辉煌的纹饰罩住，只露出下摆底部的“平水江牙”，代表着天下江山，红、*、蓝相间的色彩，与石青色衮服和谐一致。
皇帝十二章、不入八分公
清朝皇帝朝服、龙袍除醒目的龙纹之外，寓意最深刻丰富的，其实是“十二章”：日、月、星、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是从《尚书》帝尧开始，天子服装的十二种传统纹饰。唐代学问家贾公彦解释说：日、月、星，取其光明，天子要给天下带来光明，当然也要光明正大；山，天子道德人品要做到高山仰止；龙，取其能变化，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华虫，就是锦鸡，取其文采斐然；宗彝，是一隻虎和一隻猿，取其忠孝，虎代表严猛，猿代表智慧；藻，水藻，取其洁淨，现在环境学揭示，只有水的洁淨度达到一定标準，才会长出有益的水藻，古人竟有如此超前认知；火，人类因发明火而脱离一般动物，取其文明；粉米，取其养人；黼，就是斧头，取其决断；黻，是两张相背的弓，背恶向善。
十二章在朝服、龙袍上的分布为：日、月，分别在左肩、右肩上，这与日坛、月坛分处北京城外东、西两侧一样。星，在前领口，《汉书．五行志》说东方苍龙星宿，心星代表天王。山，在后领下，对应的是紫禁城后靠山镇山（景山）。前身上方为黼、黻，下部为宗彝、藻；后身上部龙、华虫，下部火、粉米。
十二章只有皇帝可以使用，太后、皇子、亲郡王概不能用。清朝有一个特殊概念：“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八分（份）：宝石顶、团龙褂、开气袍、紫缰、朱轮、门钉、茶壶、家将。清代皇家子弟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辅国将*、奉国将*、奉恩将*共十级封爵。镇国公、辅国公设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入八分公就是他虽是公爵，但享受贝子以上才有的八种待遇，其中前三项就是衣冠。
原来，从亲王到贝子，朝冠上都是红宝石顶，入八分公也可以使用红宝石顶，不入的就不能用。团龙褂，指冬天出席重要活动时穿的裘皮衣“端罩”上的团龙图案，从亲王到贝子都有。元旦大朝，天寒地冻，入八分公和二品以上大员可以服裘皮衣，其余只穿朝服，冷暖自知。《天咫偶闻》卷一称：“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余日则皆朝服。”
从皇帝到贝子，不管朝服、龙袍还是别的长袍，都是四开气袍，行动起来方便；不入八分公，就只能是下摆左右两侧开气了。清人作诗说：“持比诸王恩稍杀，殆如‘九锡’宠勳臣。”“八分”类似汉末曹操以魏王加“九锡”。
溺爱皇孙，五眼花翎
清代影视剧还常提到“顶戴花翎”。顶戴，指代表官员品级的顶子，比如一二品官红宝石顶。花翎，是皇帝特赐的插在帽上的装饰品，起初宗室贝子戴三眼花翎，镇国将*、辅国将*戴单眼花翎；后来自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到二等护卫等御前侍卫们，均戴单眼花翎，显得威风；再后来赏给有功之臣，到清末汉人也有赐戴花翎的，包括文臣兼提督、巡抚衔者。李鸿章曾获三眼花翎、赐云龙补服，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赏戴双眼花翎。所以戏剧裏才有台词“摘去顶戴花翎”。
花翎即孔雀翎，又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三眼最高贵。双眼、三眼翎，就是拿两个或三个孔雀尾羽后梢的彩色翎斑，垂直排列连接。将翎根插入翠、玉等材质的翎管内，缀於冠后，就成顶戴花翎了。鲜为人知的是，赐亲、郡王三眼花翎为的是美观，甚至竟是为了小孩子好玩，乾隆皇帝还想定五眼花翎之制呢！
清宗室昭梿《啸亭续录》卷一：“亲郡王、贝勒，为宗臣贵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贝子冠三眼孔雀翎，公冠双眼孔雀翎，以为臣僚之冠。”乾隆时顺承勤郡王泰斐英阿任护*前锋统领，向乾隆帝乞花翎。乾隆说，花翎是贝子们戴的，诸王戴上不是降格了吗？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也趁机提出，有一位小王爷看到花翎认为美观，也要呢。乾隆帝答应了。乾隆老人家可能忽然想起自己英年早逝的长子永璜，同时决定赐给永璜的儿子绵德一支三眼花翎，说：“都是朕的孙子辈，孩子们喜欢，就赏他们吧！”乾隆帝赏得兴起，乾脆来个五眼花翎，作为亲郡王顶戴花翎的定制，但最终为和珅所劝阻，未能实行。
新官上任，三易其服
朝廷命官到地方新官上任，先要三易其服。《（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五“上任礼”：凡新官到任，本衙门预备仪仗，前期出城迎接，新官这时身穿“公服”，当地原有为首官吏率下属，导引新官先到城隍庙献祭致告，行一跪三叩头礼。接着导引至本衙门仪门前致祭，行一跪三叩头礼；到大堂月台上设香案，身穿“朝服”，遥望北京宫阙，向皇上行三跪九叩头礼。完了再换回“公服”拜印，行一跪三叩头礼。三日内行香讲书，身穿“礼服”依次去文庙、关帝庙、城隍庙、土地祠行礼，到府学（或县学）举行学术报告会。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绝非浪得虚名！
繁缛的舆服规矩，对於低薪制的清代官员来说是一项沉重负担。民国书生大总统徐世昌辑录的《将吏法言．尚廉》卷三：清康熙时闽浙总督陈璸为官，天天穿着布衣，累死在任内，死后身上只有一件绨袍（麻布衣），盖着一件布衾。同僚入视者，莫不感泣。
雍正帝倒也知道一些苦衷。《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一，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上谕：“近来引见的官员，衣服也算整齐。听说贫困官员为了觐见，有人租赁衣服。我看人不在乎服饰。以后引见官员，各自量力而行，寻常衣服，乾乾淨淨就好，不许强为备办。至於身边侍卫，也当量力穿衣，没那麼讲究。”
官员服装，民间製作
清代官员的公服既不是朝廷製作和配给，也不是官家出资报销，而完全是自行解决，以至於不少人多年置不起服装。晚清大臣《王文韶日记》，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一年更换服饰的次数。他前三个月入宫，换了十一套衣服，平均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晚清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光绪十五年一月一日日记说：“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余为郎（六部郎官）三十年，去岁始得一称。”十六年他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说行年六十有二，才由从五品转正五品，始具舆服，换下御史们特有的獬豸冠，重买一头小毛驴，总算草创威仪了。可叹尚未上任，已经倾家蕩产了。从曾国藩日记裏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市面上裁缝工钱，袍子每件大概一千五至一千八百文；材料部分，绸袍二件计六千五百文，貂褂二十千文。有人推算，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后一两白银可以换到制钱两千二三百文。
官服工艺比较複杂，推测清代在北京的官员製作官服，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到像著名绸缎莊“瑞蚨祥”那样的成衣店；经济条件差的，就在低档成衣店，甚至於不排除自製。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收藏家张伯驹《袁世凯登极大典之筹备》，回忆他参与袁世凯复辟登基大典，袁的龙袍就是花了三十万大洋，在瑞蚨祥订製。因为瑞蚨祥一直承做官服，晚清内务府江南三织造停摆，皇家衣冠也代为加工。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