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人都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复制链接]

《金瓶梅》作为一部以市民群众为主题、描写实际生活的作品，反映出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而这一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明代中后期，一个朝代将要走到它时代的尽头，本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兴亡交替的特点，《金瓶梅》所体现出的日常生活则受到了这些社会背景的影响。

“人生得意须尽欢”——商品经济的发展膨胀了社会欲望

明代中后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开始改变，同时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与农业相比，更多的人选择从事获利更多工商业。如万历年间就呈现“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贸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的状态，陈宝良先生指出明代中期以后这种商业化的浪潮对当时的礼教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并导致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向，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活的商业化与世俗化。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生活条件，为饮酒作乐等生活方式提供了经济基础。例如书中第五十二回写潘金莲与李瓶儿计较，将陈敬济与大姐斗牌输的那三钱银子，又叫李瓶儿添了些，教来兴买了一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下饭，一坛金华酒，一瓶白酒，一钱银子果馅凉糕。这种可以算作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口舌之福的享受了。

第二，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生活，尤其是休闲和消遣娱乐方式。《金瓶梅》中有花园游玩、猜枚、抹牌、下棋、斗叶儿、投壶、赏灯、饮酒、荡秋千等多种休闲方式。如第五十八回孟玉楼、潘金莲、李桂姐、吴银儿、大姐与孙雪娥抹骨牌*酒玩耍，还有第九十四回春梅被周守备册正做了夫人之后，也有“两个身边得宠弹唱的姐儿，都十六七岁，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反映了消遣形式的多样。

第三，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商业化也带来了社会欲望的膨胀，这一点在《金瓶梅》中体现得淋漓极致。比如西门庆的生活方式就是以不加节制的欲求为特点，他通过巧取豪夺和放债受贿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如惦念李瓶儿的钱财、霸占女婿陈经济带来的大宗财物。在第四十七回，又写西门庆受赃枉法，放走与盗联手谋杀家主的苗青，得贿银一千两，与夏提刑各分一半，这些事例数不胜数。

西门庆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飘风戏月，调弄人家妇女”。但是西门庆对于这种种作为却显得十分心安理得，“完全荡尽了伦理道德上的廉耻观念和人类应有的羞耻意识”，正是对这种过分张扬的欲望的最佳概括。

而且张竹坡评《金瓶梅》“此书单重财色”通过对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的贪欲的揭示也得到了证实。比如在做衣服一项上，第四十回中因为与乔大户做娃娃亲赴乔家请宴，潘金莲道：“大姐姐他们多有衣服穿，我老道只自知数的那几件子，没件好当眼的。你把南边新治来那衣服，一家分散几件子，裁与俺们穿了罢”、“我早对你说过，好歹拣两套上色儿的与我”。

其后请众官娘子时，西门庆让春梅等四人也打扮出去，春梅说：“娘们都做了新衣裳，陪侍众官户娘子，便好看。俺们一个一个只像烧煳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话”。结果是西门庆又另外捡了衣服分给春梅等四人，从“争衣服”就侧面反映出了惯于争风头的生活方式和贪婪的欲望。

“垮掉的一代”——绅士影响下社会风俗的转变

一个*权是否能长久，与建立这个*权的士大夫们有很大关系，士大夫们的理想若是正义和光明的，那么这个*权则可以存在的更长久些。在明代，绅士就是这个*权背后的精神支撑，然而明代中后期的绅士大有“垮掉的一代”的意味。“今贵臣大家，争为奢靡，众庶效仿，沿习成风服食器用，逾僭凌逼”，整个绅士集团都呈现追名重利得乌烟瘴气的景象，何来光明可言。

不仅如此，他们在重利思想的诱惑下，投身商业者甚多，“虽士大夫之有，皆以商贾游于四方”，一方面，官商结合也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变革；另一方面，在没有报纸或互联网等一系列先进新闻传播媒介的明朝，“上行下效”就是最好的获取潮流生活方式的途径，而绅士集团作为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转站，间接充当了皇室生活向民间传播的媒介，《金瓶梅》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也处处体现出赶潮流和奢侈这一生活特点。

比如当时盛行饮茶风尚，西门庆家作为新兴的富商，自然也是要赶上这种饮茶潮流。所以小说中描写饮茶的场景很多，只从茶具一项便可以看出，“如鲜红漆丹盘、雪绽般茶盏、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匙、银匙雕漆茶钟、茶托、银镶既儿、银镶竹丝茶钟、金杏叶茶匙等。品种虽然不太多，但质地都是上乘的，制作工艺也很精到，表现了西门庆家日常生活器皿的豪奢”，在茶具上的讲究不仅反映出西门庆家追求豪华奢侈，追求生活享乐化的一面，也反映出生活讲求追赶社会潮流的一面。

”今朝有酒今朝醉“——弱势集权下宽松的社会环境

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机制紊乱，机制呈现一种无效性，所以整个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就减弱了，为享乐化社会生活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明代中晚期*治问题甚多，官场腐败、*争激烈，宦官专权等问题层出不穷。

先看皇帝的作为，以万历皇帝为例，“锱铢取之，泥沙用之”是生活奢靡的真实写照，与书中第七十一回“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相呼应。

再看当时的吏治，“抚按官专制一方，朝廷重托，乃有地方利弊通不究心，官吏贤否偏信耳目……司道官又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至于贪官污吏，有恃无忌”。可见，当时*治机制已经混乱了，并且这种奢侈的生活风气必定会从上而下影响到民间，在*治机制紊乱的情况下，面对种种被传统礼法所不容许的种种生活方式出现和风靡时，*府的禁令显得苍白无力：“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而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装、巾式诡异难状，朝家亦曾设禁，士民全不知儆”。所以晚明的社会生活比以往呈现出更丰富的现象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宽松的社会大环境。

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女性的休闲生活并不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宽松的社会背景下也就不足为奇了。连张竹坡对二十五回“吴月娘春昼秋千”都这样批评道：“夫月娘者，众妇人之首也。今当此白日，既无衣食之忧，又无柴米之累，宜首先率领众妾勤俭宜家，督理女工，是其正道。乃自己作俑为无益之戏……”，衣服作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项，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在书中可谓是追赶潮流的前沿，甚至已经出现了服饰的僭越，在书中多处都有体现。

比如在第十五回西门庆的家看花灯一回中，一个说道：“一定是那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一个又猜：“是贵戚王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妆束？”又一个说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儿？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

第五十二回中，潘金莲说：“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见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线掐羊皮挑的金油鹅*银条纱裙子，倒好看，说是里边买的。“贵戚王孙”和“内家装束”就是一种僭越，因为“内家装束”是指宫中妇女的穿戴，而潘金莲所谓的“里边买的”，也就是“宫装”，这些僭越在以往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但是因为无力的*府禁令和宽松的社会环境，这种过度享乐化的生活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了。

总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城市化和商业化的特点，从而为种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依靠。绅士这一集团又充当了传播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媒介，加上中央机制呈现一种并不强势的态势，在以往不被传统所容忍的一些社会生活，例如过度享乐化甚至僭越的生活方式，又因为宽松的环境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宽松空间。所以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下，《金瓶梅》中的日常生活相对更加丰富多彩，也呈现商业化、世俗化和奢侈享乐化的形态。